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彦山先生又出新著，嘱晚辈做序，却之不恭，我作为有缘先睹为快的第一位读者，在此分享我对此书的一点读后感。

　　认识彦山先生18年，我见证了他成功创业的筚路蓝缕，凭着他与太太的远见、意志与毅力，艰苦经营20多年，终于守得云开，时来风送。今年春有机会见证他的企业在深圳上市，听他感人至深的发言，印象难忘。我大学毕业后做了20多年媒体工作，人到中年创业，多少受到彦山先生的启发与熏陶，学习他的坚毅精神。令我更为佩服的是，他日理万机之余，还可以洋洋洒洒的陆续写成多篇精彩文章，在灼见名家网站发表，有理论高度，有历史跨度，有文学深度，把与他同龄的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史精心梳理，有血有肉，读之令人触目惊心，掩卷叹息，浮想联翩。

　　我在六十年代初生于香港，有幸避过了内地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动荡岁月。父亲经历过自然灾害的苦难，冒着生命危险从位于宝安的家乡成功偷渡来港，开展了人生新的一页，也改变了我的命运。从五岁起我第一次随父母回乡探亲，之后经常有机会体会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实行小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有什么差异。我还有一段奇缘，整个小学至初一的阶段在一所爱国左派学校度过，受了七年非主流的另类教育。彦山先生写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体验，我当年也有不少深刻的体会。

　　从小一开始，当时是七十年代初，课室内外到处可见政治标语，墙上贴满文革最流行的海报。背毛主席语录、读左派报纸、听革命故事、学雷锋、唱红歌、看样板戏、写简体字、批林批孔、反美反苏、团结亚非拉，每天都紧扣内地的最新政治形势。凑巧的是，自小居住的小区有国货公司、左派戏院、红色书店、工联会，加上一批爱国街坊与校友，我好像在内地的氛围成长，不过，香港毕竟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我还有机会接触到五光十色的信息，懂得怀疑与比较。每年回乡探亲，须要带着大包小包的粮油、衣服与外汇券，解他们燃眉之急。当时想：学校不是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资本主义的邪恶吗，为什么一河之隔，香港蒸蒸日上，内地却一穷二白？为什么看香港的左报，报道文革期间中国形势一片大好，与我在家乡所见所闻完全不一样？年纪轻轻的我经常充满这些疑团。我没有像彦山先生在文革的惨痛经验，但当时那种令人窒息的一言堂政治文宣，至今仍历历在目。

　　1976年几位开国元老先后去世，四五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倒台，连串大事震惊中外，政治、经济濒临奔溃的共和国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一个个谎言终于拆穿。那一年，我离开了左派大家庭，重新投入香港主流的教育体系，接受英殖洗礼，受尽了歧视与白眼。文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七十年代末迎来改革开放的新国策，香港有机会发挥资本主义的优势，为国家引资金、引人才、引技术，广东最早受惠，故乡的亲朋可以安装彩电，追着香港的电视连续剧，学唱流行歌曲，享受来路货烟酒，社会主义压抑人性的教条陆续瓦解。

　　正如彦山先生所写，八十年代迎来思想的春天，知识分子初尝言论相对自由的滋味，学术研究、文艺创作大胆开放，学英语热、翻译外国著作大行其道，有识之士都厌倦毛泽东时代的教条，希望呼吸西方新鲜的空气。八十年代初中国提出收回香港的主权，就这块殖民地的前途与英国进行漫长的谈判。我进香港大学念书那一年，大学生都在讨论这个切身的严肃问题，校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正反观点纷陈，佳作如林，那个是真正思想激荡的年代。学生会有胆色致函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和中国赵紫阳，要求妥善处理香港的前途问题。

　　整个八十年代我都在港大校园度过，四度走访神州，纵览名山大川、走访重点高校、拜会著名学人、追踪战前校友、联系全国学联、见证八九学运。六四之后我在美国待了三个月，追访东西两岸著名学府，与中国留学生、香港留学生、当地华侨作深度交流，大家都满载深厚的爱国爱港之情。1989年在中国、香港、美国的深刻体会，让我选择了做传媒工作的道路。九十年代在《信报》服务期间，有机会跑遍大江南北与台湾，对中国政经改革、台湾民主化与两岸厝有不少第一身的见证。

　　九十年代末，在一个聚会认识了彦山先生伉俪，大家谈文化、论国情、议港事，有一见如故的亲切感。这位忘年之交从商不忘写作，从《信报》、《信报月刊》到灼见名家，影响深远。本书九篇力透纸背的共和国沧桑史，具有史诗式作品的震撼力与感染力。我不希望他从此之后只寄情文学创作，当中国有重大变革，彦山先生独到的第三只眼可以继续为我们拨开云雾，洞悉局势。我衷心期待。

文灼非 灼见名家传媒社长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