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新秩序 - 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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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新秩序

序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彦山先生又出新著，嘱晚辈做序，却之不恭，我作为有缘先睹为快的第一位读者，在此分享我对此书的一点读后感。　　认识彦山先生18年，我见证了他成功创业的筚路蓝缕，凭着他与太太的远见、意志与毅力，艰苦经营20多年，终于守得云开，时来风送。今年春有机会见证他的企业在深圳上市，听他感人至深的发言，印象难忘。我大学毕业后做了20多年媒体工作，人到中年创业，多少受到彦山先生的启发与熏陶，学习他的坚毅精神。令我更为佩服的是，他日理万机之余，还可以洋洋洒洒的陆续写成多篇精彩文章，在灼见名家网站发表，有理论高度，有历史跨度，有文学深度，把与他同龄的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史精心梳理，有血有肉，读之令人触目惊心，掩卷叹息，浮想联翩。　　我在六十年代初生于香港，有幸避过了内地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动荡岁月。父亲经历过自然灾害的苦难，冒着生命危险从位于宝安的家乡成功偷渡来港，开展了人生新的一页，也改变了我的命运。从五岁起我第一次随父母回乡探亲，之后经常有机会体会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实行小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有什么差异。我还有一段奇缘，整个小学至初一的阶段在一所爱国左派学校度过，受了七年非主流的另类教育。彦山先生写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体验，我当年也有不少深刻的体会。　　从小一开始，当时是七十年代初，课室内外到处可见政治标语，墙上贴满文革最流行的海报。背毛主席语录、读左派报纸、听革命故事、学雷锋、唱红歌、看样板戏、写简体字、批林批孔、反美反苏、团结亚非拉，每天都紧扣内地的最新政治形势。凑巧的是，自小居住的小区有国货公司、左派戏院、红色书店、工联会，加上一批爱国街坊与校友，我好像在内地的氛围成长，不过，香港毕竟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我还有机会接触到五光十色的信息，懂得怀疑与比较。每年回乡探亲，须要带着大包小包的粮油、衣服与外汇券，解他们燃眉之急。当时想：学校不是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资本主义的邪恶吗，为什么一河之隔，香港蒸蒸日上，内地却一穷二白？为什么看香港的左报，报道文革期间中国形势一片大好，与我在家乡所见所闻完全不一样？年纪轻轻的我经常充满这些疑团。我没有像彦山先生在文革的惨痛经验，但当时那种令人窒息的一言堂政治文宣，至今仍历历在目。　　1976年几位开国元老先后去世，四五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四人帮倒台，连串大事震惊中外，政治、经济濒临奔溃的共和国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一个个谎言终于...

2018 - 04 - 20
前言

看中国新秩序三千年来，中国华夏文明的历史就是一部帝国王朝兴衰史。秩序基本是通过对国内的统治而建立。尽管北方游牧民族或局部或整体威胁到中原中央王朝的稳定，甚至曾发生改朝换代的历史大动荡、大变动，如蒙元、满清取而代之建立一、二百年或两、三百年的新封建王朝，但也算是中华帝国王朝兴衰历史剧变奏曲。基辛格在其《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一书也是这样叙述：“王朝更迭，江山易主，但每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均自称是在正统地重建颓败的合法体系。”中国原有秩序体系被挑战和摧毁始于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大炮和战舰对准老中华帝国，“鸦片”仅是敲门砖，随后涌来的是一切“洋货”——工业舶来品。经过较量，中国人终于“承认”工业、技术、经济、军事、政治、教育、文化等“事事都不如人”。国土沦陷，山河破碎，整整一百年，血和泪的教训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各阶层精英，都在思考、学习、探索如何重新建立“国家安全”的“新长城”，如何构建中国新的“社会秩序”。满清的同治中兴、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这些年来历史教科书几乎都一致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错误的“国策”。我们暂时不做“概念”的分析和“哲学”的思辨，反正洋务“已经”失败，满清也已消亡，历史也做了终极的结论。但，我们必须看到东邻兼仇敌的日本，它们的“洋务运动”非常成功，在后来的一百多年，一次又一次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侵略亚洲各国，甚至挑战“世界秩序”的缔造者——欧美国家。无论日本口头多少“普世”的描叙，但它从来并没丢掉“和魂&...

2018 - 04 - 20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文化革命

我，生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自己的玩笑：我出生后第二天，耶稣诞生，然后是毛泽东。其实，出生的日期是个人“琐事”，出生的年份是历史的“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年，母亲怀着肚子里的“我”，从香港回家乡，迎接解放，参加革命。我们初中的语文老师，给这些共和国同龄人的命题作文赫赫有名，“我与共和国一起成长”。时间过得很慢很长，历史却好似很短，共和国成立六十七年了，中国社会仍徘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习近平主席最近教导大家：“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也说：“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至社会主义改造，从社会主义大建设又转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新秩序建立与变异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在构建新秩序过程中，中国人流汗、流血、流泪的阵痛时期。北京宣传部门明确提出“两个三十年不互相否定”，但如果对历史具体问题有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那就应该认真对待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的思想遗产与历史功过。无妨引用基辛格博士的原话，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21世纪世界秩序的关系”。我们不赞成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看待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的斗志和信心。也反对回避历史人物大是大非而津津乐道正面人物的缺点，淡化“汉奸”的历史负面作用而喋喋不休其所谓“人性”。现在也有一些有意无意抹杀中国共产党“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潮。其要害在于没认识中共伟大历史贡献在于“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018 - 04 - 20
后文革与失衡的政治格局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文化大革命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到一九六九年党的九大召开。“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中央权力，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刘邓司令部”进行斗争。《决议》指出，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一期间，文革错误的、违法的、甚至罪恶的理念和实践合法化。由于政治天平一边倒，“全国河山一片红”，毛主席为首的新党中央牢牢掌握全国大局。尽管这种混乱中的掌控，破坏了法制和秩序，却在红色的“荒原”有效管理内政和国防。第二阶段，从“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中间发生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决议》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基本原则的结果，此事客观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一九七二年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毛泽东仍然反对极右，“党的十大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此时，王洪文当上党中央副主席。江、张、姚、王结成四人帮，极左势力得到加强。第三阶段，从“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又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他既支持“四人帮”充当运动主将，又压制江青部分野心。他重新启用邓小平，期盼“大乱”之后“安定团结”，别有用心希望邓...

2018 - 04 - 20
思想解放的春天，人文精神的复兴

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与意识理念是狭窄的并被教条化。欧洲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理念与实践，上溯四百年。马克思主义诞生，科学社会主义也有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实践。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较流行的红春联有这么一对：“社会主义无限好，共产主义在眼前”。潮汕民间生动大胆地调侃为：现在“社会主义无限好”，将来“共产主义想就知”。它的潜台词是对六十年代那种“社会主义”并不认同。文革时期，基本消灭了这些悄悄窃语，因为是“杀无赦”。文革结束，中国迎来思想解放的十年春天。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领域都突破“禁区”，解放思想。各种思潮和言论都比较自由，被禁锢已久的人文精神重见天日，可说是人文精神全面复兴。上海《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发表24岁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以文革中知识青年生活及思想经历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这篇小说让“全中国读者泪流成河”。许多跟毛主席闹革命的干部，许多拥戴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下一代，与全国普通民众一样，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都“伤痕”累累，感情、思想、灵魂、人格、心理受了严重创伤。《伤痕》第一次以文学的形式，感性的语言，撕开他们未愈合的“伤口”。它描述中国社会常态化地“把阶级斗争推崇到绝对的地位，极高的顶点，以致否认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学说，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否认了人性，鄙视了人道”。女主人公晓华，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与被打成“叛徒”的当老师母亲九年“决裂”，八年没“联系”的故事。晓华即使与母亲划清界限，即使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入团”“升学&rd...

2018 - 04 - 20
英雄·烈士·思考者

“一个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生物之群，一个有了伟大人物出现却不知道尊重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奴隶之邦。”（这句话摘引自中国《解放军报》二〇一四年为第一个烈士纪念日写的评论员文章。）当今中国社会，的确出现一小股淡化烈士、丑化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它与以反智文化为代表的次文化合流。我们需要反思的是：除了“西化”思想的影响和商品拜物教的冲击外，当今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有什么也需要反思的地方，什么是真正的“当代英雄”，什么样的人是“民族的脊梁”,掌舵人需要排选什么样的“水手”。“文化大革命”这段荒谬又悲壮的历史时期，“青年思想的迷失留给后人深刻的教训，而思想先驱者挣脱精神枷锁的勇敢探索”，“写下了寻求解放的热血篇章，使那一段思想史不致留下令国人羞耻的空白。”（摘引自北京大学印红标博士专著《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青年思潮·失踪者的足迹》前言。该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部分引用资料出自该书，在此致谢）。文革元年一九六六年夏，我是十六岁失学少年。我们家挨近派出所，夜晚总听到凄厉的叫声。一天，一个穿黄色的旧军装的中年人，嘴角一丝血迹，公安独眼老郑押着他。中年人声音低沉：“法西斯，人民和历史，将会清算你们！”老郑冷笑扔一句话，“到市局有你好瞧”。一群小孩跟着哄笑。我当时感觉到他像个“英雄”，联想的是熟悉的烈士诗抄，夏明翰的“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事隔五十年，这一幕经常在脑海浮现。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是生是死，但使我永生难忘。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北京外语学院四年级学生王容芬致函毛泽东，全文如下：“尊敬的毛泽东主席：请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想一想：您在干什么？请您以党的名义想一想：眼前发生的一切意味着什么？请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

2018 - 04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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